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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今年组织的陆军炮兵旅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
2018-12-19
我军今年组织的陆军炮兵旅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系列演习

6月6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老战士报告团”副团长毛兰成在驻地民政厅作“两学一做”辅导授课,听众反响热烈,自发鼓掌20多次。之后,驻地部队、高校等争相邀请,授课排到一个月以后。

“老战士报告团”成立于1986年10月,初始成员为10名离休的老红军、老八路,现有成员15人。30年来,他们义务做报告3400余场,现场听众达220万人次,4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12人次受到全国和全军表彰。

1986年10月,10名在当年大裁军中“下马”的老干部、老党员重新“上马”,组建“老战士报告团”。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这一干就是30年,报告团成员换了好几茬,但为党发声、传播党的思想理论这个主题从未改变。

88岁的老战士杨春晖在授课辅导前因病住院,但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挂念着讲课的事,坚持撰写讲稿直至离世。老伴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病号服上衣口袋鼓鼓的,竟是3页未写完的讲稿。

“生前当标兵,死后作标本”。老团长张绪临终前,把遗嘱“遗体火化洒江城”,改为“遗体捐医供科研”,实现了他17岁入党时“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誓言。

“老团长,咱们报告团又添新人了。”前不久,“首届感动四川十大人物”赵庆珍、“抗洪英雄”高建成之女高洁缘被增补为“老战士报告团”新成员。现任报告团团长袁升科再次来到老团长张绪的书房,对着张老的遗像“汇报工作”。8年前,张绪在卓刀泉中学做完最后一场报告后,袁升科前去探视,张绪拉着他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叮嘱:“报告团要扩充,要后继有人。”

“老一辈的事业需要有人来继承。”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宣传部门工作的曹京柱,经常为“老战士报告团”送学习资料。看到报告团的老一辈相继离世,他郑重提出加入“老战士报告团”。

“抗洪英雄”高建成之女高洁缘,是一位“90后”,从在父亲生前连队第一次听报告团讲课,到上军校追踪“老战士报告团”的足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老战士报告团”的忠实粉丝。如今,她光荣地成为一名“老战士报告团”的新成员。她自豪地说:“我是英雄的传人,我要做正能量的代言人。”

目前,在“老战士报告团”成员中既有90多岁的老兵,也有“90后”新兵,虽然年代不同、资历不同,但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党确认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离世3年后,张绪被中组部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体党员的榜样。

报告团成立之初就定下规矩:“不求索取、不讲条件、不提个人要求。”30年来,大家始终自觉坚持,做得更好。马国昌的孙女下岗待业,作为军职离休干部的他,说啥也不愿意托关系、走后门,而是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让孙女继续学习深造;曾担任武汉市军管会主任的刘文科,卸任时没有带走公家的一支笔、一张纸,年过八旬仍坚持给年老体弱的邻居送报纸、送牛奶。

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老战士报告团”30年风雨无阻,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全社会播种崇高信仰、根植红色基因、赓续传统作风,用实际行动树起合格党员的旗帜,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爱党、跟党走的生动写照,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他们的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

韩景隆,字兴州,化名胡凌云、王子斌,1916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平舆县西洋店乡后岗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韩道南,性格豁达,在当地颇为开明。母亲胡氏,乐善好施,常常周济穷苦人家。韩景隆7岁时,被送到私塾读书,练就了一笔好字。14岁考入新蔡县立中学。

在方圆数里也难寻上几个识文断字的偏僻乡村,韩景隆在家乡也算小有名气了。不少人认为后岗韩家的景隆前程不可限量,可景隆的父亲面对国家动荡的政局,怕景隆日后惹出什么是非,希望景隆报考师范,以后回家乡教书,既能造福乡梓,又能让自己享受天伦之乐。韩景隆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于1932年考入汝南简易师范学校,并于次年奉父母之命和家乡一位农家姑娘王小段完婚。

汝南简易师范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部分进步教师在中共的影响下,尊崇科学和民主,在学生中秘密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韩景隆受其影响,立志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

1936年秋,韩景隆从汝南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在西洋店傅寨学校任教。是时,中共地下党在西洋店一带秘密活动,他和中共地下党员傅纯恒、刘忠(刘秉义)等人接触。1937年春,经傅纯恒介绍,韩景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这位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弱书生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紧紧握住傅纯恒的手,激动得热泪纵横。他感到自己就像投入了母亲温暖的怀抱,浑身充满了力量。入党后,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活动在西洋店、王岗、胡营、正阳的岳城一带,秘密宣传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同刘忠组织起“青年抗日救国团西洋店分团”和“青年读书会”,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韩景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联合几十个村庄,组织了以西洋店为中心的“联庄会”,提出“联庄自卫”,“抗日保家”的口号,动员民众投入抗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加入中共,并把青年中的积极分子介绍到竹沟和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回乡两年来,一直活动在汝(南)正(阳)新(蔡)边区,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迅速地成熟起来。他先后担任中共傅寨区委书记、西洋店中心区委书记和汝新边区区委书记。在他和刘忠等人的领导下,汝新边区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中共的力量不断壮大,仅西洋店一带就恢复建立了傅寨、大周庄、郭店、郭寨等20多个中共党支部。在汝新边区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他不是在湖汊、河湾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就是出入于农家茅屋,常常累得两腿发肿,睡不上觉,还时常遭遇危险。他常向中共党员说:“干我们这一行,就要有随时为党献身的思想准备。”

1939年,正当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制定了“溶共、反共”政策,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青年救国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联庄会”也被视为“通共”、“赤化”而横加限制和破坏。同年11月“竹沟惨案”发生,形势进一步恶化,时任中共汝新边区区委书记的韩景隆遭到通缉,汝新边区中共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霎时,群魔乱舞,汝新边区笼罩在令人震颤的白色恐怖之中。韩景隆根据中共汝南中心县委的指示,协助汝新县委书记张昕同志召开边区党的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对中共党员进行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对所属支部进行整顿,让那些已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可能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分散隐蔽。由于应变及时,中共汝新边区党的组织未受到大的破坏,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1940年春,汝新边区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风声越来越紧。当地土顽势力把韩景隆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到处设哨卡、放暗探,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中共党组织安排韩景隆必须尽快转移。

韩景隆别妻离雏,国民党当局费尽心机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就把韩家剩有的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烧了韩家房屋,以泄心头之恨。

当韩景隆得到他的家被抄、父亲被敌人关进监狱、折磨得双目失明、爱人和孩子被逼逃往他乡、沿街乞讨的不幸消息时,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组织上曾几次劝他回家料理一下,但他都因工作忙而未能成行。后来韩景隆从界首撤退到豫鄂边区时,才让人送去一封家书,安慰一下离散的亲人。

1940年6月,韩景隆遵照党的安排,由汝新边区转移到沈丘、界首一带,仍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斗争。他先在沈丘县城一所小学,后来又到界首的皂庙小学任教。

抗战前的界首是一个仅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自日军控制了津浦路、陇海路以后,界首就成了由敌占区到大后方的通衢要道,人口骤增十几万,投机商人纷拥于此。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东北系何柱国,都看中了这块地盘,争夺不休。中统、军统特务也麇集于此,为非作歹。这里同时又是中共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省委、新四军四师与五师的联系通道。界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异常重要,能否搞好界首的地下工作关系重大。

为了加强界首的工作,及时掌握敌情,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中共地下党联系的安全,中共豫东地委决定把界首归划沈丘县委,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进入界首,具体工作由中共沈丘县委书记丁兆一负责。韩景隆调到界首以后,就在丁兆一的领导下设法接近敌特首脑机关,秘密收集情报。

针对界首军警特宪云集、环境险恶的特点,丁兆一以经商为名,先后开办了“豫隆商行”和“益友商店”,并把“益友商店”作为中共在界首的地下机关,丁自任经理。恰好界首的中统特务头子柳守义是丁兆一在开封师范时的同学,误认为丁兆一经商发财,想拉一个地方关系,以便捞取钱财。丁兆一趁机把韩景隆介绍给柳守义。从此,韩景隆就经常和柳守义一块打牌、聊天,很快取得了柳的信任,被柳视为知己。他常和柳一块出入敌首脑机关,很快地掌握了敌在界首的分布情况和活动规律,对敌的各种活动和卑劣勾当都了如指掌。地下党根据韩景隆提供的情报,采取了巧妙的对敌策略,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当汤恩伯以建立“重建区”为名,企图进攻豫皖苏边区时,中共界首特支及时印发了《重建区是什么东西》的传单,揭露其掘开黄河和贩毒走私的阴谋。当敌贼喊捉贼,以“奸党、走私”罪名滥杀无辜商贩时,中共地下党根据韩景隆提供的敌上层分子贩毒走私的情况,很快编印了《谁是真正的走私犯》广为散发,使敌捉襟见肘,丑态百出。韩景隆还机智地将传单通过汤恩伯的一位随从副官(中共地下党员),放到汤恩伯的办公桌上,致使汤恩伯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无可奈何地发出“人家共产党处处走在

1942年春,由于叛徒告密,界首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在界首工作的中共党员被迫撤离。韩景隆奉上级指示,到豫鄂边区中共罗、光中心县委工作,不久又调任鄂东专署财政科长。他为革命当家理财,严格执行党的财政经济政策,千方百计做好根据地中共党政机关和部队的给养工作。他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管钱不乱花一分钱。在物资配给上,无论是领导、亲友,他都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这一年,河南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春、秋连续大旱,7月飞蝗成灾,后秋又遭霜冻,除麦季还收几成外,秋季几乎颗粒未收。国民党汝新一带统治区饿殍遍地,惨不忍睹。韩景隆的家庭几次被抄,父母疾病缠身,逢着这样的灾荒年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他的弟弟看着面黄肌瘦的嫂子和啼饥号寒的侄儿,就一路乞讨赶到根据地找哥哥要钱。韩景隆听了弟弟的诉说,想到家里的困难,两眼不禁溢满了泪水,他深情地说:“家里的难处我知道,我常年不进家,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靠你支撑,你到现在也没有成家,我应该尽家庭的责任。我是管钱的,但钱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不能把公款挪作私用!”最后拿出个人微薄的津贴打发了弟弟。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豫皖苏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开辟豫东南新区,由北向南建立人民政权。5月,继沙河以北建立沈鹿淮县之后,沙河以南建立了沈项临县,韩景隆(化名胡凌云)任县长。当时新区初建,人民政权尚不巩固,国民党地方土顽十分猖獗,斗争异常激烈。韩景隆不怕环境险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负起开辟新区的重任。他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开展武装斗争。在解放水寨(今项城市)战斗中,英勇作战,不幸身负重伤。由于失血过多,身体异常虚弱。当时中共地方武装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为了不影响新区工作,他只让一名通讯员跟随,于7月初到沙河北岸沈鹿准县政府联络点张保园村养伤。其时,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七团副团长、时任洛川支队长的赖鹏带领20余名战士奉命在沙河南沈丘、项城开展游击战争,也住在这里。

张保园是沈丘沙北的一个小村。它背靠国防大堤、南临沙河,东25公里至界首,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全村30多户人家,都是佃、雇农,是沈鹿淮县开展游击的堡垒村和联络点。二分区的伤病员、石印机都集中在这里,豫东中共军政干部也经常在这里落脚。

7月12日,沙北恶霸杨显卿及其爪牙侦知中共县、区武装力量均不在张保园,村里只住有少量守备人员和伤病员,集结地方土匪、保丁100多人,并勾结国民党沈丘县自卫总队张洪亮部300多人,在黑夜的掩护下奔袭沙北,团团包围了张保园村。

刚下过一场暴雨不久,张保园外国防堤北河水暴涨,平地一片汪洋。河水拍打着堤岸,发出一阵阵让人心悸的轰鸣。天仍阴得沉重,不见一丝星光。天边不时划过一道闪电,传来隐隐的雷声。

7月13日拂晓,警戒人员发现了村外黑压压蠕动的敌群,立即鸣枪示警。四周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军一窝蜂似的向村里袭来,情况万分危急。面对突然袭击,韩景隆沉着冷静,他和赖鹏团长把村内40多名党政军干部和伤病员召集到一块,简要分析了情况,迅速作出战斗部署:派两名通讯员设法出村与县、区队联系;县大队指导员李贞带领伤病员和群众突围;能参加战斗的十几名战士由赖团长率领抢占有利地点阻击来敌,掩护伤员和群众撤退。大家劝韩景隆随伤病员一起撤退,因伤势严重,继续隐蔽在张金明家。敌军一进村口,死伤累累,便疯狂地在四挺机枪的掩护下,轮番向村内猛烈攻击。激战持续了20多分钟,终因敌众我寡,张保园失守。部分战士和伤员由村西北角进入青纱帐突围出去,赖团长等八人弹尽被俘,其余战士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斗打响后,听着外面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躺在床上的韩景隆心里万分焦急: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赖团长他们能支持多久?伤病员和群众能否突围出去?自己要能参加战斗该有多好啊!想到这里,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都因身上几处伤口的剧痛而未能成功,他拿出枕边的手枪,对通讯员说:“把我的枪也带上,找赖团长他们去,多一份阻击力量,伤病员就多一份突围的希望!”通讯员一听急了:“胡县长,我不能离开你!”“不要管我,执行命令!”他的口气从来没有这样的严厉过。通讯员含着热泪只好锁上房门,冲了出去。

敌军占领张保园后,开始逐户搜查隐蔽的伤病员。匪徒杨富贵,恶霸杨启贤等人砸开张金明家房门,发现了躺在床上的韩景隆,端着枪围了上来,嘴里嚷着:“不许动,举起手来!”韩景隆依然是那样镇定自若,动也没动。一个匪徒伸手要拉他下床,杨启贤突然惊叫:“快报告张队长,他是胡凌云!”

韩景隆强忍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踉跄了几步,终于昂首挺胸站了起来。他怒视着匪徒,大声说:“你们的末日不远了,你们今天欠下的血债要加倍偿还!要我跟你们走,打死我也不离开一步!”